本文试图根据新事实的出现，重新界定“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解释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之间尚未明确阐述的关系。指出经济增长理论是解释所有经济体要增长都需要经过哪些因素和阶段的一般理论，而发展经济学是研究落后国家在增长要素结构各方面落后、市场已被竞争力强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占领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国家这一悖论性“特征问题”的特殊理论。为此，作者提出“发展因素”这一概念，分析落后国家实现发展的途径，并解释其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需要经历的不同阶段。敬请阅读。
1、既然有了“经济增长理论”，为什么还需要“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是什么关系？打开任何一本发展经济学教科书，都会发现在前言中提到了经济增长理论。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专门解释过。有观点认为，经济增长理论只研究GDP的增长，发展经济学还研究制度变迁和社会人文进步。但事实上，现在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经不再只是讨论劳动力和资本两个要素，而是把制度作为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考虑进去了。社会和人类的发展进步虽然与经济增长有关，但更多的属于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经济发展理论不可能包罗万象，也不能说发展经济学就必须囊括所有与“人的发展”有关的问题。
发展经济学仍然应该关注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问题不是由“增长理论”来回答的吗？为什么要单独设立“发展经济学”这一分支？提出“华盛顿共识”的人曾经一度认为，既然有一般的经济理论存在，就没有必要再有发展经济学，并否定了发展经济学本身的必要性（这导致一些大学取消了这门课程）。基于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如“结构主义理论”）的政策建议，在现实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进一步扩大了这种“无用论”的市场。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些早期的研究方向不是很明确，这也是其“无用论”的一个原因。
发展经济学要发展，就必须找准自己特殊的核心问题，或者说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那就是：发展经济学以一般增长理论为基础，专门研究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增长。
二、“发展悖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特色问题
要解释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区别，首先我们要思考“发展”的特殊含义是什么？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不断见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研究中国经济的各种问题，体会到“发展”一词的独特含义。
第一，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任何一个国家，无论落后还是发达，经济增长都需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需要技术升级和制度完善。但落后国家的特点首先是“各方面落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因此人力资本不多；资本稀缺，技术水平落后，研发创新能力不足，制度缺陷多多。在这样落后的条件下，要想实现增长，就得面对“发达”国家或发达企业的打压，因为所谓落后是相对于发展而言的。正是因为世界上有发达国家的存在，才使得一些国家相比较而言显得落后。因此，这时候穷国或弱小的企业要想实现增长，就得在被发达国家“瓜分”的全球市场上“挤掉”一些份额；得付出高价从发达国家购买产品和技术，得按照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行事； 加入国际组织必须得到发达国家的认可。当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发生利益冲突时，比如贸易摩擦，发达国家会用各种手段“制裁”和“治理”，落后国家没有还手之力……等等。总之，所谓发展，就是落后国家、落后地区、弱小企业的发展。英文单词“Developing country”最初是为了寻找“Backward country”更积极的替代词而发明的。
第二，落后国家各方面都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只有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国家，才能在人均收入上赶上发达国家。如果我国和美国每年的人均GDP增长率相同，都增长3%，人均收入差距就永远也缩小不了。这样的话，只有增长，没有发展。发展的终极意义，其实就是缩小差距。历史上确实有国家曾经年均增长5%，但人口增长2%，人均GDP增长只有3%，和发达国家美国每年3%的增长没什么区别。结果几十年过去了，差距不但没有缩小（甚至可能扩大），依然处于落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这就是所谓的“发展悖论”，也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各方面都落后、不如别人，但是却仍然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增长！
三、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区别在于，经济增长理论是一门“一般理论”，适用于研究处于任何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无论是发达还是欠发达，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都需要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完善等“增长要素”，需要通过改善要素禀赋来提高收入水平，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对象。而发展经济学则以一般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专门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
广义理论的特点是其理论要点可以适用于任何情况，如技术进步有利于收入增长、贸易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制度改进可以提高经济效率进而提高增长率等，既适用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落后国家。
特殊理论是研究一类特殊问题的理论。发展经济学就是一种特殊理论，它研究的是落后国家如何在许多方面都不如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实现更快的增长的一系列问题。
如何判断一个问题是普遍的增长问题，还是特殊的发展问题呢？一个基本的判断方式，就是看问题是否是由“落后”引起的，即世界上存在着比较先进、比较强大的国家和企业，导致落后国家面临特殊的问题。例如。
（1）早年德国在追赶英国的时候，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了“幼稚产业理论”。这个理论后来被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当时正在追赶欧洲）进一步发展。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因为它研究当一个落后国家因为发达国家的存在而受到压制而无法发展时，必须有一定的贸易保护，让这个国家刚刚诞生的“幼稚产业”有机会成长，使其能够成长起来，与发达国家平等竞争。
（2）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结构主义”理论所研究的世界二元体系问题，当然也是典型的发展经济学问题。它研究由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存在，落后国家的手工业无法与之竞争，发展成为早期欧洲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只能与发达国家交换资源，换取工业品。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产业不断技术进步，出口资源和农产品的落后国家的贸易状况不断恶化，一方面导致本国出现贸易逆差和债务危机，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始终处于“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中，发达国家越来越发达，落后国家越来越落后，发展中国家始终赶不上。
（3）要素结构（又称禀赋结构）比较优势理论，确实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落后国家缺乏资本和技术，但有较多的低收入、低技能的简单劳动力，因此，它们要想实现增长，必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18世纪的英国，同样缺乏资本和技术，劳动力也是主要生产要素，他们发展的产业（手工业）也是劳动密集型的。但那时，各国之间不存在要素结构差异的问题。只是后来，当世界各国划分为资本丰富的发达国家和只有资源或劳动力的落后国家时，要素结构才有差异，就出现了要素比较优势的问题。这当然也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特征问题。
（4）后发优势理论。后发（也称落后）是差异的结果，如何利用这种后发劣势，通过学习和模仿实现增长，是发展经济学解释很多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后面我们会重点分析这方面的内容。
（5）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是一个典型的发展问题：当落后国家还很落后的时候，发达国家到处喊着“市场规则”、“市场竞争”，而当落后国家有了一定的竞争力的时候，发达国家就会动用国家力量去遏制落后国家的增长。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其实出现过很多次（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也是落后国家实现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问题。只有最发达的国家或者一直走在前列的发达国家才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正因为如此，这不是一个适用于每个国家的“增长理论”问题，而只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特征性问题。
（6）此外，福利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国际收支危机、国际援助、气候变化问题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都是发展问题的特征。一些发达国家早期采用的增长方式，已不再是今天落后国家的“有限选择”。比如，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通过殖民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像过去一样无节制地排放碳。这也可以说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特殊命题。
与此同时，还有很多问题看上去是“发展”问题，但实际上只是各地都会出现的一般增长问题。
比如，200年前，英国的工业化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没有今天的中国高，但当时英国面临的只是如何改善增长要素结构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而不是“发展”的问题，因为当时没有比它更强大、更先进的对手，也只有它到处侵略别人，谁也无法“制裁”它。是不是“发展”的问题，要看有没有先进一方，这是一个相对关系的问题，而不是绝对水平的问题。
贫困、收入差距、教育水平低下等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往往被认为是“发展”问题，是落后国家面临的问题。但所有国家在早期都会面临这些问题，本身并不特殊。在某个时点，哪怕是200年前，世界各国之间也存在差异，但如果你把视野拉开，所有人类国家一开始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差不多的。后来，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有的国家进入增长阶段较快，有的国家则不然，或者有的国家出现周期、倒退，差距就出现了。人类最早的“增长理论”其实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分析和讨论了各国人民如何依靠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几百、几千年来年均增长率只有0.1%（Madison，2001），在生存线上挣扎（战争和瘟疫）。 马克思当年分析过的欧洲工业化初期存在的固定工资（他称之为“必要劳动”）和贫富两极分化，在后来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的落后国家中，也常常会重新出现。因此，从根本性质上讲，这是一个普遍的早期增长问题，而不是“后发”问题。它之所以现在发生在落后国家，是因为它们正处于这个发展阶段，而发达国家已经跨过这个阶段（跨过“刘易斯转折点”）。问题本身与发达国家的存在没有必然联系。
特别要提一下刘易斯模型。刘易斯模型的精妙之处在于，它通过“刘易斯转折点”把基于工业化初期欧洲劳动力市场“工资不变”的“古典理论”与发达国家剩余劳动力消耗殆尽后工资随劳动生产率上升的“新古典”情形联系和统一起来。因此，它实际上是对经济增长全过程的完整描述，可以应用于任何国家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和描述，属于“一般理论”。但由于发达国家早已过了“转折点”，发展中国家还处于转折点前的初期，因此它似乎只是一种适用于落后国家的特殊理论。既然发展也是增长，我们在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时，自然要用各种增长理论，包括刘易斯模型来进行分析，但必须明确，工资不变的情形是所有国家在经济增长初期都会经历的，而不是落后国家的“特征性问题”。 事实上，只有一种情况我们才可以说刘易斯模型包含了“落后国家特例”，即新兴部门的出现和经济二元结构的形成，是由于发达国家“外资”的进入造成的，而不是该国某种内生性创新（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市场创新）。
总之，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即在发达国家已经抢占市场的前提下，落后国家如何能够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换言之，只研究在这种强弱关系前提下落后国家如何增长，才是发展经济学的“特征问题”；只研究一个国家本身，只是经济增长理论的一般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落后国家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政治体制、国家治理、宗教信仰、自然条件等，这些问题有时与贫困并存，甚至与贫困有关。很多人也把这些纳入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是“越界”了。落后国家的问题不一定都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对落后国家某一问题的研究也不一定都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四、增长因素
在阐述了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理论的关系之后，我们首先要回到增长理论，简单分析一下“增长的要素”，从这个角度看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别。毕竟，作为一般理论的增长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础。
经济增长理论在过去几年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增长的因素不仅包括一开始大家所熟知的劳动力和资本，还包括技术和制度。后来，计量经济模型中资本和劳动力无法解释的“残差”被归结为技术进步，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后来结合制度经济学，制度逐渐被纳入经济增长理论。所以，现在增长理论的研究，已经不再是两个增长因素，而是四个“增长因素”，即劳动力（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包括资源）、知识（技术进步）和制度（包括企业管理）。所以，现在我们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超越资本和劳动力两个传统的生产因素，更加关注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两个新的因素。
从这个角度看，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最核心的区别就是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落后国家除了物质资本积累存量低、人力资本水平低之外，技术水平和制度质量也落后。总之，人均收入低只是落后国家经济不发达的一个表面现象，要素禀赋结构落后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年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我们在技术方面还有短板，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还不高。如果发生贸易摩擦，发达国家就会限制一些高科技产品对我们的出口，这对我们的经济和企业都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我们要站在落后国家的角度去思考如何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教育，培养和吸引优秀人才；如何形成科技创新的能力和体制机制；如何改革金融体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五、“发展要素”：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通过增长要素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落后国家“各方面落后”是什么。但是，如果各方面都落后，要素禀赋结构又低，而想要增长得更快，比发达国家还快，那么发展中国家该怎么办呢？从要素结构上说各方面都落后，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要想实现发展，除了增长要素之外，还需要找到一些可以利用的要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发展要素”。
所谓“发展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比较优势。落后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占有优势，赚得了经济起飞的“第一桶金”。
第二，后发优势。作为落后国家，我们可以借鉴别人在以前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学习或模仿前人积累的大量技术，少走弯路，多走捷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种后发优势是落后国家最终赶超的最重要的发展因素。
第三，“本土优势”是指本土企业和本土竞争对手在自己市场中所拥有的特定优势。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历史情况表明，一个国家人口众多造成的“本土市场规模”大，在竞争中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国内市场越大，国内品牌走出去的机会就越大，国内市场越大，越能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进入。但这与国家制度、文化的特殊性无关，而与大国或小国的特点有关。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这些相对优势中，一些学者一直强调比较优势，大多数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也在一开始就介绍比较优势。的确，一个落后的国家如果要实现经济增长，一开始只有充足的低成本劳动力，只能利用和依赖它。但如果只依赖劳动力，经济增长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事实上，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靠的不仅仅是劳动力。
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过程，特别是最近20年持续的高速增长，靠的不是比较优势，而是“后发优势”的作用。最近20年，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放缓，而另一方面，包括重工业在内的各行业发展，技术进步非常明显，高新技术产业也在不断发展。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完全不同，比较优势依靠的是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竞争力只限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后发优势是后来者可以以较低的学习成本进行模仿、引进、吸收，缩短知识技术与前沿的差距。
在后发优势的概念中，“模仿”是一个关键词。其实，落后国家模仿并不可耻。中国这几年的技术进步，被一些人形容为“偷窃”（知识产权），是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一种遏制和打压。我们当然不否认，落后国家总有一些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美国在追赶欧洲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方面，我们每年要花300多亿美元购买还受专利保护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中国消化、吸收和模仿大量不再受知识产权保护（非专利）的技术。世界上绝大多数知识是不受产权保护的，但要掌握它们，也需要长期努力去学习和引进。 中国这几年做对了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很早就开始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让发达国家的各种先进技术和知识向我们“溢出”。
过去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做对了的一件事，就是利用好我们的后发优势。与发达国家的一些经贸摩擦，让我们对哪个发展要素更重要有了新的认识。发达国家不会担心落后国家利用比较优势来挑战自己，因为一是他们反正没有廉价劳动力去搞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再大，也还是低端技术，还没有上升到中高端去跟他们竞争。真正改变竞争格局的“后发优势”，是知识的学习、技术的交流，使落后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得到改善，实现真正的发展。
六、发展阶段
过去人们常常用收入水平或者产业结构来划分发展阶段，但实际上那都是在划分“成长阶段”。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也可以根据“发展因素”发挥作用的过程来划分真正的“发展阶段”。
一般而言，落后国家要想实现真正的发展（而不是几年增长后就停滞，完全没有收敛），必须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我们单纯依靠比较优势赚“第一桶金”，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在教育方面投入更多。
第二阶段是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同时发挥作用的时期，这里的前提是在一开始也就是第一阶段就开始对外开放，学习模仿，积极享受“知识溢出”，以便在后面的阶段积累时间，继续发展。
第三个阶段，就是不断学习模仿，发挥后发优势，同时也到达加大自主创新的阶段；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阶段，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也迫使我们进入了自主创新的阶段。
更高的发展阶段是成为世界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不可能制造所有的东西，应该通过开放的世界体系，通过专业分工，通过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才能更加高效。
当然，中国还处于第三阶段的起步阶段，我们在很多知识技术领域还落后于发达国家，还需要努力学习、吸收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但我们确实已经到了大力推进自主创新的阶段，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发达国家对我们的技术封锁。
原文刊登于《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第3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