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本面对金融危机实施了两套政策来避免大萧条，而这场大萧条，考虑到其规模和之前的狂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沃尔特·白芝浩和凯恩斯是这些政策的思想教父，他们肯定会理解日本当局所做的一切，最多会指责它前后不够一致，而且应该更努力一点。
避免萧条：日本金融体系的紧急援助
白芝浩曾向金融当局提出一个著名的建议：在金融恐慌期间，它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充当最后贷款人确保信贷继续可用。银行恐慌造成的最大破坏是，即使是稳健的金融机构也不得不关门，因为惊恐的储户或其他资金提供者纷纷提款。银行被迫清算其资产组合，即收回贷款，这样企业就无法获得信贷。然后订单被取消，员工被解雇，经济陷入混乱。为了防止这一连串的事件，中央银行必须介入以保持信贷流动。
金融恐慌
白芝浩的名著《伦巴第街》（Lombard Street）于1873年出版，但很明显，直到2008年，人们还没有完全领会书中的教训。小布什政府在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时袖手旁观，这被称为自胡佛总统时代以来可以避免的最大政策错误。诚然，雷曼兄弟并非白芝浩在撰写《伦巴第街》时所想的那种银行。它不接受存款，也没有放贷。
但它是美国第二大商业票据公司，并处于银行间交换短期债务市场（“回购”市场）的中心。商业票据已经成为美国公司营运资本融资的最重要来源，而回购债券为银行体系和华尔街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流动性。雷曼破产后，这些市场的冻结很有可能会导致美国经济内爆。
日本当局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尽管它不断被批评后知后觉，不了解日本银行界的整体问题，让太多受创的金融机构长期处于崩溃边缘。但它成功地解决了优先问题：防止出现普遍恐慌，即货币不断流出金融体系导致维持信贷流动的机制失灵。事实上，它面临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金融体系已经破产，其资产的全部价值已经远低于支撑这个体系的资金数额。
在这种情况下，对个人储户来说，把钱从银行取出是完全合理的，以免银行在储户拿到钱之前就被迫关门。货币统计数据显示，确实存在相当数量的这种存款流失。很多人确实取出他们的存款，购买了黄金或以外币计价的证券，甚至有人把现金放在保险箱里。
但这种流失从未演变成全面的银行挤兑。从某些方面看，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崩溃（尽管是缓慢发生的），但日本金融体制下的储户没有一个因此有损失。结果，人们把钱存在银行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有足够多的人这样做，以维持金融体系的运转。1997年秋天，当一系列大型银行和证券公司在数周内相继倒闭时，情况最接近真正的崩溃。大藏省马上介入，以确保这些机构的所有储户都得到完整保护。
（在法律上，大藏省只需要为1000万日元的存款承担经济责任，当时约合10万美元。）大藏省随后在国会通过了两项银行救助计划，其中第二项是日本在和平时期最大的一笔政府支出：1998年10月国会通过的72万亿日元的救助计划。差不多10年后，美国国会为拯救美国的金融体系通过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两个救助计划的规模大致相当，但日本的经济规模还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二。
与美国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一样，日本的银行救助计划也不受欢迎。事实上，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不得不求助于日本由来已久的一项惯例，即“海外压力”，以提供必要的政治掩护。这一海外压力来自桥本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电话会谈，由美国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安排，此事后来被大肆宣扬。据称，在那次谈谈话中，克林顿敦促桥本采取必要措施。鲁宾对日本银行业崩溃的可能性深感恐惧，更担心它扩散至全球金融市场，因此帮助日本上演了一出必要的政治大戏。
克林顿
金融体系最终被从悬崖上拉了回来。如果没有躲开，日本和世界都会被拖垮。但这并没有解决日本的问题，也没有使日本经济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
错误的假设和日本财政赤字的开启
日本银行家曾在三个假设下运作，而所有这些假设，如果不是错误的话，在泡沫爆破后也都失效了。第一个假设是，日本企业若有良好的关系网，便不会破产。第二，如果企业以土地作为抵押品，就算它没有许多行业关系，也可以放心给它贷款，因为土地总是会保值，甚至增值。第三，大藏省不会允许任何一家机构倒闭。
但在泡沫爆破后，大藏省无法保障其监管下的所有机构，不仅如此，几乎所有的日本主要金融机构不是消失，便是合并到其他机构去了。著名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甚至为外国人掌控，他们对其进行重组并改名为新生银行。储户也许没有损失，老牌银行永久雇员的“终身雇用”也继续维持（公众普遍的反应是表示厌恶）。但整个事业是毁掉了。
然后，2000年7月，崇光百货公司宣告破产——更确切地说，是维持这家原本要破产的公司生存的财务生命线被收回。日本媒体将其视为影响重大的事件，就连严肃的报纸也用黑色加框的标题作为头条。当时的处理是恰当的，因为崇光百货的倒闭表明再没有人能幸免，也表明日本的金融体系面临解体的危险。
崇光的“主要”支持银行日本兴业银行的董事长也承认，截至1994年崇光就已经负债超过资产（实际已经破产），其运营的现金流量也已经变成负值，尽管如此，崇光在此之前一直受到官僚及金融界的支持。崇光的破产终结了日本兴业银行的独立性，也终结了日本战后的金融结构。日本兴业银行原来是一家重要的体制内银行，它的成立是为了给经济奇迹的支柱产业输送资金。随着它的消失，很明显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日本兴业银行
日本银行家的所有关键假设显然都落空了。银行家们不知道该如何行动，或不知道该做什么。日本银行不习惯做西方模式的信贷分析，在各种情况下进行预估，以测试贷款和利息能否得到偿还，即使是在困难时期。它们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资本结构，以允许一定比例的贷款变成坏账。
毕竟，当大家都认为破产不会发生，就算发生也应该由抵押品（主要是土地）来偿付时，谁还需要资本呢？银行为日本工业提供了循环融资，雪球越滚越大而不需要偿还。融资的基础是房地产抵押、公司的业绩记录及其在日本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而不是银行对公司商业计划可行性的评估。
这再也行不通了。因此，银行基本不再放贷，除非是那些人脉极好、生意昌隆的公司（不需要借债的公司）。同时，它们收回了未偿还的贷款，这加剧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一位企业界朋友万分沮丧地脱口而出：“我需要的是银行，而不是保管箱。”他的公司与政府有合同和订单，但这对那些犹如惊弓之鸟的银行家来说显然还不够。他们唯一愿意做的就是处理他支付给供应商的货款，提供账户让他的客户可以汇款，并为他保管现金，至于信贷则一分钱也不肯给。
相反，银行用储户的钱和从政府获得的救助资金来购买日本政府债券以及政府的其他金融工具（如日本银行发行的票据）。存款利率甚至低于日本政府债券的收益率，这使得银行在日本政府债券上可以获得一些蝇头小利。
日本政府债券
日本金融的崩溃原本因此可以避免，但因为金融体系没有在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加上企业界无论何时只记挂着偿还债务而非扩大需求，因此要避免经济走上螺旋式的向下沉沦，就必须从某些地方寻找需求。这种需求可以来自海外，最终来自日本政府本身。
凯恩斯曾呼吁政府利用赤字支出，在其他手段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重振经济。在普通的衰退（由商业周期的正常运转引发的衰退）中，仅凭货币政策，即将利率下调到企业相信它可以通过借入资金投资于新设施而获利的程度，就能恢复经济活力。但当企业拒绝借贷或银行拒绝放贷（或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时，政府就必须介入，否则储蓄就会被摧毁。
凯恩斯
这可能无法直观地看出来，如果以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情况来评估，就更不容易。然而，当家庭和企业不断偿还债务，同时其整体储蓄大于支出时，差异就会表现为更多的资金流入金融系统，换言之，变成存款或金融机构的其他项目。金融系统必须对这些钱做些什么。所以，这些钱会流向下面两个地方中的一个：海外（银行向海外放贷）或者某种形式的政府债券。在家庭和企业偿还债务之际，如果要保留储蓄，没有别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