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钱塘江论坛上发表了讲话。

谈到新兴市场货币贬值问题时，周小川表示，阿根廷、土耳其、俄罗斯、南非这些国家出现货币贬值，可能有些国家是由于自己特殊的情况，我们希望这些都是特殊的个例，之间没有联系。但他们终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相互影响，我们记得金融危机最怕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怕传染，在共振和传染的高峰期可能就会出现恐慌，中国也不是世外桃源，我们希望中国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要警惕。这一轮新兴市场货币方面所产生的问题，会不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传染性，会不会对中国也带来冲击，我们要做出明确的分析，这样的话才有更准确的判断。不管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能找出更好的对策，不能掉以轻心。

谈到储蓄率，周小川表示，中国的储蓄率在高峰的时候曾经达到了差不多50%，现在已经降了好几个百分点，有可能下降的趋势还是挺快的，当然下降有一定的好处，表明我们内需的增强。但与此同时也带来调整，这些调整需要加以密切的估计。其中一个就是隔代之间储蓄率的变化，也借助于新金融科技，使得消费信贷发展非常快，甚至有一些是过分诱导年轻一代提前消费、借贷消费。这个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金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人口现象，这个可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

以下为周小川讲话实录：

我们说今年有什么特点呢，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也就是说，从雷曼兄弟关闭破产到现在十周年，所以国际上有各种各样关于十周年的讨论。包括这十年中，我们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如果要是发生的话，应该采用哪些对策，特别从十年回头看要考虑哪些事情做得对，在危机应对方面以及复苏方面哪些做得对，哪些可能做得还不够好。

第二个特点，由于贸易争端，贸易摩擦，所提出新的挑战。全球经济形势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大家都知道最近国际货币基金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率，也下调了对明年的预期。应该说全球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是基于多个因素的，有很多因素大家都已经熟悉。这次在讨论全球经济形势的过程中，大家突出了两个新的角度：一是不确定性。由于贸易争端的解决，甚至是贸易战或者关税壁垒增强，目前大家很少有人真正预测到它是怎么走的，也很少有人能够准确的估计未来会走向那里，它也是一场博弈，也是相互之间都看你先出什么牌，我再出什么牌，下一步再出什么牌。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大家对经济增长前景感到迷茫，同时对于下一步投资感觉没有明确的方向和信号。这样的话，就会使投资积极性、信心各方面受到影响，经济增长下滑。

那么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中，这一种现象是过去宏观经济分析和数学模型较少触及的领域，也是对我们经济金融分析的一个挑战。

另外一个特点，要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计算当前贸易争端保护主义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对具体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所能够带来的影响。我们说一种计算方法，就是说一旦有了贸易战，一旦有了关税壁垒，那么贸易量就会减少。有一些过去能做的贸易就会停下来，或者量会减少。有一些根据比较优势所做出的投资现在不做了，这个账是比较容易算的，我们说这是一种表层的账，或者说算鼻子底下的这一层账。但更深刻地讲，一旦贸易不那么自由了，投资有了壁垒了，过去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所能做的最优配置，现在有些做不了了。过去的最优配置做不了了，就要寻找次优的配置，甚至是不优的资源配置，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会导致整个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从全球来讲和具体国家来讲，都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和效率的损失。

有意思的是，中国在1992年“十四大”的时候，就开始提出了中国之所以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因为考虑到资源配置的优化问题。从那时候起就开始重视了所谓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计算，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想当今国际上的经济分析也会注重这一点，举个例子来说，比如某发达国家如果是为了就业考虑，重拾过去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它必须要把生产要素向这个方向去分配。其中也包括资金，因为有一些生产能力过去不存在了，已经消失了，你还要去恢复它。

当然也可能它是能够制造一些就业，但是很大可能是一种资源的误配置。也就是说，最终做下来，最后过若干年还是体会到它是没有什么效益的。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浪费，或者资源配置效益下降。所以这种分析方式是需要提请注意的，这其中也包括所谓供应链，全球供应链的分配。在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条件下，供应链的形成，大家在供应链多个环节都寻找最优的配合，每一个环节都希望找效益最好、产出最高，质量也好符合市场需求，同时成本最低的可能性。但一旦有了贸易保护主义，有了关税和投资壁垒之后不可能，有的环节选不了最优的就选择一些次优连结构，不优的供应链结构，这样就会导致整个经济增长潜力下退。

大家要担心当前情况下美联储加息问题，世界经济也存在着新的不平衡。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美国短期利率提高的同时，美国长期利率，特别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没有同步的上升。这个问题现在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我认为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按照传统的概念来讲，当短期利率提高以后，中长期债券收益率也会提高。如果中长期收益率提高以后，可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有更多。

比如对于金融资产的价格影响会更加显著，对于边际利率会有更明显的提高，利差也会有所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感觉到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可能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会比想象得更大一些。我们也需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从全球经济受影响的角度来看，两个月前左右，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问题。也就是大家看到若干个比较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出现很明显的贬值，出现资本外流，有些国家通过提高利率等，或者资本管制的办法来防止现象的恶化。但是不是成功，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说大家可能非常关注的有阿根廷、土耳其、俄罗斯、南非，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原因，都是不同的原因。俄罗斯可能早一些，从乌克兰事件以后，那时候就开始出现卢布的贬值。阿根廷，前一段时间才顺利解决了重返国际市场发债的举动，但它历史包袱很重，但阿根廷出现了非常明显阿根廷比索贬值、资本外流，同时它的短期利率提高已经用到了非常极致的程度，最开始40%，再50%，现在要到60%的短期利率。但是不是能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一个疑问，我们也看到土耳其、南非。此外还有一些国家似乎没有特别明显的国内因素，但他们也在稍微较小程度上进入了这个行列。这里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等。

因此，新兴市场汇率资本外流这个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美联储利率政策和国际经济形势相关，是值得非常明确加以关注的。可能有些国家是由于自己特殊的情况，我们希望这些都是特殊的个例，之间没有联系。但他们终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相互影响，我们记得金融危机最怕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怕传染。本来一个地方有毛病，如果是个个案，可能也不难解决。但一旦传染，一旦共振，可能会有更大的危险。而且在共振和传染的高峰期可能就会出现恐慌，中国也不是世外桃源，我们希望中国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要警惕。这一轮新兴市场货币方面所产生的问题，会不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传染性，会不会对中国也带来冲击，我们要做出明确的分析，这样的话才有更准确的判断。不管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能找出更好的对策，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说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资本外流或者资本流动是联系到各个国家储蓄率问题，所以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那时候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他的一个重要解释就是，美国之所以发生次贷危机，是因为中国等亚洲国家储蓄率过高，所以他们有“储蓄剩余”，用到了美国，压低了美国利率，是的美国造成了很多机构用零收付低利率，给买不起房子的人做了房贷，导致了次贷危机。因此我们说，资本流动是联系到了储蓄率的。储蓄率这个事情也有广泛的联系，和中国也是有密切的关系。亚洲国家普遍国民储蓄率是比较高的，储蓄率又分为家庭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家庭和企业的储蓄率。

中国的储蓄率在高峰的时候曾经达到了差不多50%，现在已经降了好几个百分点，有可能下降的趋势还是挺快的，当然下降有一定的好处，表明我们内需的增强。但与此同时也带来调整，这些调整需要加以密切的估计。其中一个就是隔代之间储蓄率的变化，也借助于新金融科技，使得消费信贷发展非常快，甚至有一些是过分诱导年轻一代提前消费、借贷消费。这个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金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人口现象，这个可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

储蓄率的高低也和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趋向有关系。中国之所以在“一带一路”方面有比较好的作为，很大程度也是由于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高，有一些资金投资于国内效率低于投资于国际，投资于“一带一路”沿岸地区。

因此，我们说资本流动，投资的便利化所带来的资本流动既有正面的内容，也有负面的内容，也有大家担心的内容。资本流动可能有价格驱动的，其中也包括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在哪儿投资回报高，在哪儿形成生产能力，就体现出比较优势的因素。包括我们所说的“一带一路”中很多合作项目，有很多都是价格驱动的，也都是民营经济为主的做法。但也有一部分资本流动是信心驱动的，信心驱动的，信心会影响大家对增长的判断，对于增长潜力的判断，对投资回报的判断，以及对资金安全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