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23条新政策支持实体经济

4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支持纾困困住实体，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从促进外贸出口发展三个方面提出23条政策措施，加强金融服务，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其中，《通知》指出，要充分发挥货币政策总量和结构的双重功能，加大对受疫情影响的行业、企业、群体的金融支持。 《通知》强调，要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 用好再贷款再贴现和碳减排支农支持工具，优化专项再贷款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全力保障粮食和能源稳定供应。 设立普惠养老专项再融资，支持普惠养老机构融资。 《通知》要求，充分发挥民航应急贷款作用，加快落实科技创新再贷款，建立信贷与债券融资对接机制，畅通货运物流和物流运输。支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循环。

4月18日，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央行在解读《通知》时表示，将加大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力度，用好支农再贷款、支小企业再贷款和碳减排两大工具，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交通物流领域再贷款投资1000亿元。 （以下简称物流再贷款），设立2000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和400亿元普惠养老再贷款，预计将带动金融机构新增贷款1万亿元。

这些再融资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2020年以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层出不穷，包括各类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以及直达实体经济的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其重要性不断凸显。

原因在于，一方面，货币总量空间较之前明显缩小，央行更加珍惜政策总量空间。 但在美联储加息缩表的背景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约束较少。 另一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对特定领域进行针对性精准支持，避免总量政策引发的资产泡沫等问题。

中信证券联席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2022年国内货币政策将面临内外矛盾的权衡。 从内部看，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下降。 从外部看，海外货币政策宽松力度减弱，QE缩减，甚至加息。 在内外部权衡下，以再贷款为代表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仍是支持实体经济的主要工具。

结构性货币政策创新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具有结构性特征，而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 因此，央行主要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总量工具来实现政策目标。

不过，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美国家也出台了一些结构性货币政策。 例如，美联储创建商业票据融资工具（CPFF），绕过金融机构，直接为工商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帮助企业发行商业票据补充营运资金。

中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制定得比较早。 早在20世纪80年代，再贷款和再贴现两种传统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就已确立。 但直到2014年左右，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才迎来快速发展期，包括PSL、MLF、定向降准等工具的诞生。 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顺应“定向调控”的宏观思路，加强对特定领域的支持。

2020年，为应对冲击，央行陆续分三批推出1.8万亿专项再贷款。 此后，各种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层出不穷，如两种直达实体的货币政策工具、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养老金再融资等。

央行副行长刘国强今年1月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2年要积极“补充”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落实市场化政策工具支持小微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专项再融资，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信贷增长缓慢地区的信贷投放，优化信贷结构。 精准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

与总量货币政策相比，结构性货币政策要求金融机构利用央行提供的资金支持特定主体或领域，具有方向性、精准性。 那么，2020年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何密集增加？

从分析来看，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虽然有降准、降息的空间，但空间较之前已明显缩小，需要珍惜总量政策的空间。 与此同时，美联储开始加息、收缩资产负债表，制约了中国的总体政策。 但结构性货币政策约束甚少，货币政策被迫更多地依赖后者。

明明表示：“平衡稳增长和防范风险已经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货币政策要求更加精准和直接。在珍惜常态货币政策空间的要求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种类和功能逐渐丰富。” ”

“面对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叠加、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交织的复杂环境，银行创造货币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和能力容易受到制约，流动性传导不畅。银行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被阻断。” 刘国强2020年11月发表文章称，“这个时候，单纯依靠总量调节，不仅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还容易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加剧等问题。只有通过调结构”总量调节能否取得更好的效果。”

央行在2020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专栏（以下简称专栏）中指出，宏观经济运行存在摩擦，市场体系面临挑战市场失灵风险和微观主体现实存在。 它是异质的。 如果货币政策只注重总量，就会造成更大的结构性扭曲，总量目标难以实现。 因此，结构性货币政策通过引入激励相容机制，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信贷资源流向需求更强、活力更强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