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从实践来看，中国建立统一市场的障碍之一是为支持或限制某些特定行业而制定的一系列财政、税收、信贷、外汇甚至土地、人才政策，扭曲了市场机制。 。 这种产业政策正是我们要带头转型的关键时刻。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不再是缺乏市场竞争，而是缺乏自由竞争所需的公平环境和条件。 表现为行政垄断、行政干预、各种利益联盟以及国有企业利用产业政策等手段，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降低市场运行效率，导致寻租和寻租行为的出现。不公平现象的出现，甚至使市场改革的方向走形，这是我国结构性问题严重、发展方式粗放的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如果政府的产业政策没有实现转型升级，仍然在旧思想指导下运行，那么旧的产业政策不仅无法有效引导产业转型升级，还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和冲突。 根据构建统一市场、消除平等竞争障碍的要求，调整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 这是我国未来更深层次、更全面改革的重要体现。 具体来说，产业政策的实施需要在四个方面进行重要改革：
一是产业政策的“中性化”。 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各级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习惯或迷信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 他们常常用方向性很强、或者过于偏向、非常具体的产业规划来指导或命令企业的投资行为。 其特点是按照所有制性质、规模、地域等非市场原则对企业进行管理。 这种产业政策往往对不同市场主体形成政策歧视，导致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从实践来看，一方面，各级政府针对某个热点行业集中实施所谓“加速规划扶持政策”。 其结果是大力促进和鼓励光伏等新能源产业等一系列过剩产业。 新兴产业，以及造船、钢铁、平板玻璃等过剩严重的传统产业。 另一方面，政府按照产业政策进行的审批内容和审批程序越多、难度越大，行政壁垒就越高，这意味着突破壁垒的利润也随之降低。更高。 如此一来，产能过剩将会更加严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纺织行业并不存在严重产能过剩，十多年前就因产能过剩放弃审批，让市场发挥调节作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政府产业政策造成的。 而且，在现行体制下，一旦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由于行政权力的阻碍，很少能自动退出，更难以进行有效的资产重组。
根据国际经验，要建立统一的市场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应实行中性的产业政策。 所谓中性产业政策，是指除法律、政策直接禁止的产业外，政策不提前选择输家和赢家，而是让市场竞争决定优胜劣汰。 这就要求我们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改革政府权力运行和产业政策管理市场的方式，清理废除妨碍国家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竞争，严禁和处罚各方。 违规执行优惠政策。
其次，产业政策“去地方化”。 在我国转型体制下，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不可能保持中立，必须偏向利益。 产业政策“非地方化”是指产业政策不能由地方政府主导，而应主要由中央政府综合行使，保持产业政策在市场调节中的统一和协调。 因为地方政府作为竞争主体，出于考虑地方利益的逻辑，会利用行政权力鼓励有利于自身市场利益的企业行为，限制有损自身市场利益的企业行为。 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追求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行为。 将产业政策主体回归中央是解决政策平等的基本前提。
用公司方式管理土地和城市，是近年来产业政策本土化最典型的现象之一。 其主要后果是地方政府公共权力错配、政府角色错位。 政府将自己等同于参与市场活动的商人，难以发挥市场秩序的调节者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作用。 他们甚至只关心自己的商业利益，不惜动用政治力量来维护，比如限制资源正常流动、强行拆迁、垄断和瓜分市场等。也是地方政府债务激增的主要原因，直接导致中国泡沫经济的风险。
第三，竞争政策“主角导向”。 即竞争政策应逐步取代产业政策，成为市场统一运行的基石，成为规范市场公平竞争的主导规则。 从历史上看，实行赶超发展战略的国家和具有较强市场干预传统的国家往往更热衷于运用和依赖产业政策。 主要方法是利用政府权力，通过产业政策扭曲市场价格信号，将资源集中到自己选择的“重要”产业上。 各国的产业政策并非一无是处，也不是没有成效。 然而，在长期主要实施产业政策而没有及时转向竞争政策的国家，其结果往往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力量不断扩大，市场的功能日益重要。 破旧不堪，产业竞争力弱，资源浪费严重。
当今发达国家更加热衷于利用反垄断来促进竞争，间接促进产业发展。 他们对于预选特定优势产业并提供重点支持往往持消极态度。 这是值得学习的。 第一，目标不是经济增长，主要是维护市场秩序，这应该是政府的主要职能； 其次，政府应把创造和管理公平竞争的市场作为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利用权力选择特定行业进行重点支持。 能够摆脱“公司化倾向”； 三是分离市场监管主体和市场参与者的角色，可以有效防止寻租和大规模腐败。 四是能够按照市场需求方向，有效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过去，不合理的产业政策是政府与市场界限模糊的重要原因。 它们也是我国市场体系不完善、经济粗放发展的重要原因。 今后转型升级，要清理那些被滥用的产业政策，删除多余的、精简的。
第四，产业政策是“横向的”。 过去的产业政策注重纵向歧视性筛选，这是市场不公平竞争的根源。 按照统一市场建设要求，重点实施横向产业政策，即加大对企业间兼并重组的鼓励和支持，增加企业融资来源，为研发提供更多产权保护上下游企业之间。 和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加大对人才吸收和培训的投入，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重点支持个别行业、个别企业。 与此同时，规范和引导企业竞争也必须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 竞争法应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来消除反竞争行为。
当前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环境与20世纪80年代初的欧洲非常相似。 当时的“欧洲硬化症”迫切需要新的政策为欧洲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学派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和低通胀政策。 欧盟委员会1992年发布的报告指出：“目前普遍认为应实施横向产业政策，旨在为欧洲产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实现平衡，提高欧洲产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 当前，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率，并持续消化快速上升的要素成本。 这些也是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必须克服的重大困难。
综上所述，构建统一市场首先需要产业政策的转变。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首先必须要求横向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逐步取代传统产业政策，从“重点扶持”产业政策转向“平等对待”竞争。 政策由部门偏向型政策向横向协调型政策转变，将市场监管政策与其他制度相结合，促进竞争、鼓励创新，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