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新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以下简称《央行法》）修改稿于11月21日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期各类意见陆续见诸媒体。从修改内容来看，更多侧重于强化央行职能，如增加央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方向的职能、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纳入央行监测分析管理体系、加大对金融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等。总体来看，除了职能梳理和加减调整外，新《央行法》在基础理论方面并无变化，目前为止，也未见此方向的探讨，但我们认为，结合国际金融改革的大趋势，从理论上重新认识央行职能，为未来新的经济格局确立正确的货币政策目标是《央行法》修改的关键环节。

中国的《中央银行法》于1995年制定，2003年首次修订，如今时隔17年再次修订。为什么要揭示这个时间顺序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中央银行法》的制定与修改，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在中国不断强化的过程，很多立法原则也是建立在这样一套理论认知之上的。

最典型的案例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必须把币值稳定——物价稳定作为重要甚至是主要目标。因此，“利率盯住CPI”早已成为央行的习惯，也对公众对货币政策的认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样的目标设定和制度安排，明显受到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以下简称现代货币理论）的主导。俗话说“通货膨胀反正都是货币问题”。因此，只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变动超出一定幅度，大家就会关注货币政策的调整。

问题是，这种货币理论正确吗？人们发现，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严格遵循现代货币理论，在美国CPI长期低位运行的情况下，实行了长期低利率政策。结果，在无监管的金融创新背景下，在美国培育了史无前例的房地产泡沫，最终引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这难道不是“利率盯住CPI”——依据现代货币理论制定货币政策的重大失败吗？

还有一个重要的例子，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陷入衰退之后，连续20年实行超低利率政策，整个过程中，不仅经济增长没有出现任何起色，CPI也大部分时间处于零或者负值。更有甚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之后，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不仅将央行基准利率变为负值，还通过量化宽松向市场注入巨额基础货币。结果如何？又过了10年，日本依然没能摆脱所谓的通货紧缩。这样的状态显然违背了现代货币理论给出的逻辑，是不是证明现代货币理论与实体经济运行存在根本矛盾，无法指导实体经济的运行呢？

为此，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在质疑现代货币理论，改革调整成为各国央行的唯一选择，货币政策目标和手段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与这种变化相伴的，是一种新的理论——一种立足于凯恩斯主义基本内核，吸收新自由主义合理内核，更加关注经济运行实际情况的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以下简称“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悄然兴起。

按照“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价格波动不再由货币数量决定，甚至不再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波动的真正决定因素是市场垄断寡头的利益。显然，货币数量决定价格水平，必须符合三个重要前提：第一，不存在垄断，市场自由竞争；第二，商品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商品的供给量是有限的；第三，商品的购买力随着货币的增加而不断提高，市场有无限的需求。换言之，货币数量的增加导致公众对有限供给的商品进行无限的追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的供给量不足以满足需求，才会导致价格上涨。

然而，现实市场中会发生这种情况吗？现实市场是：第一，寡头垄断已成为所有商品供给的基本格局；第二，一般消费品生产能力巨大，供给严重过剩；第三，消费需求不可能无限大，至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无限放大。基于这三点，消费品市场供求失衡的可能性极小，绝大多数价格变动都是由市场寡头的利益驱动。这是“新凯撒理论”对价格的看法，这不是很贴近实际经济运行吗？

“新凯恩斯主义”如何看待货币政策目标？“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基础货币是国家永远得不到偿还的债务，因此央行应将基础货币视为“国家资本”，在降低负债率、解决债务危机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其著作中多次明确表达了这一思想。

毫无疑问，如今全球经济发展受到三大制约：一是消费品产能严重过剩，商品供给严重过剩；二是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债务规模和负债率都处于令人担忧的历史高位。异常高企且不断增长的债务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借新钱偿还旧债，而很少转化成新的社会需求。因此，债务增长不能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从而严重抑制社会总需求；三是未来经济发展必须靠技术创新来驱动，但对创新资本的巨大需求远非历史上任何时期可比，失败的概率极高——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的成本是巨大的。

如果能确认这“三大制约”的客观存在，那么就应该能够理解“新凯撒理论”为何要将基础货币作为“国有资本”，因为这其实是一个一举三得的解决方案。第一，由于消费品严重过剩，大规模释放基础货币并不会引起商品价格上涨；第二，随着债务危机不断困扰、经济衰退威胁不断，民间资本必然会变得更加避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填补缺口，释放国有资本——永远不需要收回的债务——长期基础货币，以有效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推高股市，扩大股权融资，降低负债率，适度刺激需求；第三，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释放基础货币，创造前所未有的巨额股权资本，满足国家和企业创新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

毫无疑问，发达国家货币当局现在这样做，并不担心物价上涨，更不担心通货膨胀。从历史上看，对物价影响最大的商品石油价格，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压低了12年。这大概是物价稳定的最基本保障。

新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是什么?不仅仅是实体经济获得的贷款规模，还应该包括权益资本形成的规模，以及国家因此获得的创新能力的规模。

今天的文章我不想写得太长。因为进一步的阐释需要澄清更多的概念和问题。比如，您如何看待发达国家经济界经常叫嚣的“货币宽松会导致经济灾难”？您如何看待目前美国股市的“泡沫”问题？您如何看待保罗·沃尔克时代的通胀和治理问题？等等。如果这些问题稍微展开一下，文章的篇幅就会大大增加。但我们希望，在修改《央行法》的时候，中国金融界能够思考清楚一些更基础、更重要的问题，使中国未来货币政策能够与时俱进，更好地满足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基本要求，更加有效地助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早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