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

大咪师兄是我和川末是人民大学86级的同学，一直以来都帮了我们很多忙。师兄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立业，如今回国，是个被人羡慕的富二代，文艺范儿十足。最近大咪师兄写了好几篇回忆日本生活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日本，以及当时中国人在日本的生活。文章不仅读起来很有趣，大咪师兄的名字里还有一个“川”字，所以我特意把这些文章分享到了“川云集”公众号里，希望大家喜欢。

日元汇率是我第一个关注的国际经济指标。

日元近两年持续下跌，美元兑日元汇率自多年徘徊在1：110左右后持续走低，逐渐突破120、130、140、150等整数关口，如今甚至已经达到1：160。日本的GDP因汇率大幅下滑，从全球第三跌落到第四，日本国内工资水平也即将跌落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1980 年至今美元/日元汇率变化

我不禁想起一些往事。

20世纪80年代，我读高中的时候，正值日元贬值，深受打击。

我父亲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几乎每年都要去日本出差两次。当时，国家为了防止人们把外国电器扛在肩上、拖在肩上，损害国家形象，成立了出国人员服务公司和外汇商品领取处，分别隶属于出国人员众多的商务部和教育部。出国人员每次出国或每半年可以免税用外汇购买一大一小两件进口家用电器。标价以美元计，购买以美元和其他硬通货，但没有一分硬币找零，需要找零时，就用女人的长袜和吉列剃须刀片。 可以买到松下、索尼、德律风根等品牌的彩电、东芝冰箱、三洋洗衣机、先锋、飞利浦音响等“大件”，也可以买到微波炉、榨汁机等“小件”，还有一些不需要指标的石英钟、地磅等。父亲好不容易攒下300多美元日元，让我去提货处买了全家期盼已久的一台20英寸松下彩电。不料当天日元大跌，折算成美元后，还不够买一台松下彩电。当时我又找不到电话征求父母的同意，就主动买了一台更便宜的西德产GRUNDIG彩电。回到家，全家人都抱怨不已。这是我第一次因为汇率变动而吃亏。

记得父亲第一次出国去日本，是1979年。那时候，70元人民币能兑换1万日元，父亲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一张日元纸币。父亲带回来一罐日本UCC咖啡，大概是日本朋友从自动售货机买来送给他的，他舍不得喝，就带回来给我了。父亲还去了日本的超市！其实那时候还没有超市这个词，要知道我家楼下的菜市场还是泥地。父亲和范曾先生讲的都是同样的故事，两个四十多岁的中国人，穿着北京宏都定制的有些土气的西装，一有时间就去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两人看得目瞪口呆。范先生手里拿着三枚100日元的硬币。 他掂量着，最后买了三本给学生用的横线笔记本，一本给自己，一本给我父亲，第三本则送给了书法家刘炳森先生。

两个可怜的人口袋里只有三枚 100 日元硬币

1994年，我到日本留学，确切地说是打工留学。当时100日元要8、9元人民币，黑市上更贵。1994年的一天，100日元的价格涨到了10元，这个几十年来最高的纪录，却只维持了一个早上。当时饭店的套餐要五六十元，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北京的十倍。日本的高物价把我吓坏了！爸爸的工资涨到五六百元已经很不容易了，但还是不到1万日元。我在日本打工留学，还好，花了日元，赚了日元。一个中国女人到了日本后，想跟国内的丈夫离婚，为了补偿丈夫，安排丈夫到日本亲戚家洗了两三个月的碗，买了好几件家用电器。 一个小时能挣六七十块钱，相当于国内人几天的工资，那时候每天还要关注日元汇率，计算自己的劳动成果，感觉很幸福。

1997年毕业后，我在东京找到了一份工作，月薪25万日元。所得税从工资中扣除，所以实际上是在东京缴纳的。我住在东京以北的茨城县，要在居住地申报居民税，于是就去了县税局。日本公务员对老百姓很客气。税务官问了我的目的后，问我：“你父母还健在吗？他们挣多少钱？”我算了一下，父母的收入不到1万日元，他们早就应该知道了，只是查一下而已。税务官告诉我：你可以把父母双方都申报为受赡养人，这样就可以少交税了。就这样，我的居民税大大减少了，大女儿出生时，我又拿回了一大笔钱。作为孩子出生的礼物，市政府还送了一本漂亮的大相册和一大包洗衣粉。

后来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较稳定，我的关注点也从日元/人民币转向了美元/日元。2003年，我被国家派往日本工作，日元汇率是我每天要观察的经济指标。我的工资是美元，记得第一个月工资是1000美元，扣除公司车私用7美元，还有993美元，折合13万日元左右。日本清洁工也比我挣得多。我领导叫我不要让日本人知道我的工资，唉，收入低，不得不保密。但发我工资的中国银行东京支行柜台却全是日本人！2007年我离开日本，因为“车改”，买了一辆本田飞度作为私家车，加上私家车补贴，能拿到24万日元。

2004年，作者出席了在东京新大谷酒店举行的建国55周年招待会。

2007年，中国人开始在日本买买买。记得有一次日本记者在电视上采访一位上海大妈，问她在日本的消费预算是多少，她掏出一把日元对记者说：我没有预算，我全都花光了。周围的人都惊呆了！穷苦的中国人开始有钱了！后来又有2008年经济危机，国家推出4万亿经济发展计划，房地产价格上涨，他们觉得口袋里有钱了，日本便宜了。“爆买”就是疯狂买买，原本是日语单词，专指中国游客在日本疯狂买买买。2015年，“爆买”一词荣获日本年度“新词流行语奖”。有钱的中国人开始在日本大肆购买，从电饭煲、智能马桶盖到房子、土地、艺术品、威士忌等，听说有人开车去乡下酒馆买日本老威士忌。 满载中国游客的邮轮登陆九州，当地超市提前通知居民做好准备。游客来了，连厕纸都被一扫而空。我也听过很多中国新贵做出丢人事情的故事。刚发财可以理解。一般来说，日本人对此很友好、很理性，他们可能会感到反感，但不会像香港人那样激烈地表达出来。还有制度，比如日本没有房产限购，日本人和外国人一视同仁。

我们再说宏观经济，1978年，日本GDP突破一万亿美元，是当时中国的6.8倍。1993年，由于汇率变动，日本GDP是中国的10倍。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激动人心的转折点时刻来了。此后，中国经济增长曲线大角度上升，现在中国GDP是日本的三到四倍。从1979年到2019年，改革开放40年，我们中国人赚得盆满钵满，GDP年均增长6.5%。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足以赶超英美，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由于种种原因，为经济高增长付出巨大代价的普通中国民众，并没有能够普遍均衡地享受到发展的红利。 这个问题这里就不谈了。中国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是有目共睹的。普通百姓有排排的汽车，最穷的人也能吃饱穿暖，甚至买得起肉。我要大家知道，日本和日元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经济增长的原始积累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本以日元贷款的形式借给我们的。我想提醒大家，想想是谁帮助了我们，是谁借钱给我们投资，是谁给了我们技术和管理经验，是谁给我们下订单购买我们的产品。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市场上只有一种中国产品——四川豆瓣酱，是在日本被剥去简陋包装后重新包装起来的。随着大量日本企业进入中国，我们学会了制造现代化的产品，中国制造的中国产品可以在日本随处可见。有产品、有工作、有技术，我们要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 2010年之前我们还在想着怎么从日本弄回一部手机，2012年我在东京的一家二手店里发现了一部二手华为手机，有价值的产品都会在二手店里卖，不然早就被扔掉了。

1986年，日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160日元，日本报纸兴奋不已。

爸爸长期从事中日友好交流，东京尤其充满他的回忆。退休后，爸爸特别喜欢去日本。2010年以后，爸爸去日本再也不用省吃俭用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每年都带他去日本，但老朋友越来越少。我带他住高档酒店、吃高档餐食、坐新干线头等舱（东海道新干线上没有商务车厢，最好是相当于头等舱的绿色车厢）。回想起我曾说过一句暴发户的傲慢语言：“我们是中国人坐头等舱，二等舱留给日本人。”后来我反思，做人要谦虚，要有傲慢。于是把微信上的签名改成了“做一个谦虚的中国人”。再后来就是疫情口罩三年了，爸爸不在了，再也没有机会去日本享受他最爱的中国美食了。

2016年女儿高中毕业后，选择去日本留学。与我刚去日本时的忐忑不同，女儿是满怀信心地去了。她考上了日本的一流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学习成绩也是一流的。她爸爸好像比很多日本同学的爸爸都富有，所以她不用再干苦力了。我也不用跟女儿说要给中国人争光，因为她已经是第一名了。打工是每个日本学生大学生活的必修课，放学后她也像日本学生一样干着一些轻松愉快的工作，比如教英语、辅导中学生。孩子一个人在国内生活不容易，她就提出每周雇一个日本阿姨帮她打扫房间，价格每次三四百元，不算太贵。老婆听后愣住了，我知道老婆肯定在想，这是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 除了工资，她还能得到一些别人不要的生活用品。我敢肯定她第一反应是：我能行吗？日本人没有请人帮忙做家务的习惯。我在一个日本留学群里讲到这个，让很多群友都大吃一惊。群里著名记者徐静波先生说：我来日本这么多年，却从来没见过日本大妈长什么样子。日本大妈是出来挣外快贴补家用的家庭主妇，从进家门的那一刻起就马不停蹄地干活，干活手艺高超。一个不擅长做家务的女孩子，会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请人帮忙收拾肯定没错。两代留学生的境遇，从父母到处找临时工作，到现在子女们请人帮忙收拾家里的富裕生活，就在这二十年里发生了。

2017年，山东的一位小伙子想做人才派遣，派遣养老院护工去日本工作学习。但我和他反复算了工资，还是不够。当时日本的一级护工扣除税款后，年薪也才七八千人民币。已经感觉到一些行业的中国人的工资开始追赶日本了。日企的海外员工开始抱怨自己的工资低，比在中国就职的高管、高级白领还低。

在日本，我们从一无所有到经济强盛，只用了短短二十年，或者一代人的时间。人们常说日本是“失去的三十年”，但我坚决不同意。日本经过一段高速增长期，进入稳定状态，贫富差距不大，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险体系，社会氛围由浮躁转为平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不用担心日元贬值。日本企业有大量的海外资产，对大企业来说，升值与贬值只是国内外资产相互对冲的跷跷板。普通百姓虽然遭受日元贬值带来的输入性通胀，但学生毕业后有工作，孩子上学免费，看病几乎不花钱，人人享受完备的医疗和社会福利。担心只是口头上的礼节。

我觉得中国很幸运，赶上了好时代，我们中国人勤劳，要摒弃暴发户心态，虚心向日本继续学习。回想我们在日本捡东西、打零工的日子，日子过得真不容易，写到这里我自己都感动，现在泪流满面，特别怀念在我们穷困困难的时候，给予我们启迪和帮助的普通日本人，很多老人已经不在人世了，谢谢！

写于1美元兑换160日元的那一天，以作纪念。

米

2024 年 4 月 29 日

明天我们还会继续刊登Dami哥的日本回忆，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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