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国人口增长率创几十年新低。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1月17日在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1年人口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
“由于出生人口数量较上年大幅下降,2021年我国人口总增量为48万。如无意外,2022年或2023年我国人口总增量将达到峰值。”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她表示,我国出生人口下降的原因包括:育龄高峰妇女数量下降、生育成本和养育负担过重、疫情影响等。尤其是疫情导致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降低,很多人可能会推迟生育计划。
自然增长率0.34‰,意味着人口正在接近“零增长”,如何进一步促进民众生育意愿?
山东省社科院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崔淑仪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提升民众生育意愿需要“从独生子女做起”,“我国出台了很多刺激生育的政策,但宣传教育没有跟上。此外,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调整社会、经济政策,有效减轻生育给个体带来的压力。”
2021 年人口净增长 48 万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70年前后,我国人口每年增长2000万人左右;1974年至1999年,我国人口增长在1000万至1800万人之间,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进入21世纪,虽然人口增长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但2000年至2018年,每年人口增长仍然在500万人以上。
然而2019年,我国人口增量跌破500万大关,为467万。2020年人口增量为204万,这一数字在2021年创下新低。
宁吉喆在上述发布会上指出,2021年我国人口保持平稳增长,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3亿,其中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首次突破1000万人,人口净增长48万人。
人口增长率为何下降如此之快?
宁吉喆指出,第一是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2021年,15岁至49岁育龄妇女数量比上年减少500万人左右,其中21岁至35岁育龄妇女数量减少300万人左右。其次是生育水平持续下降。近年来,生育观念转变、婚育年龄推迟、生育成本上升等一些因素降低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第三,新冠肺炎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年轻人的婚育安排。
“国际上很多调查研究发现,疫情发生以来,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下降,2020年日本出生人口比上年减少,韩国出生人口也比上年减少,中国仍然增加,但增量在减少,总量没有减少”,宁吉喆指出。
但我国人口总量“零增长”或者“负增长”即将到来。
崔淑仪指出,2022年我国可能迎来人口总量“零增长”,这比人口学界此前的预测提前了几年。
我国总体死亡率波动不大,自2008年以来一直维持在7‰-7.5‰左右。因此,人口“零增长”明显是由出生人口下降造成的。人口专家指出,从目前看,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的趋势尚无减缓或消失的迹象。
相比人口持续下降的日本,我国的降生育压力较大。日本总和生育率(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近年来一直维持在1.3左右,甚至略有回升。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就已经是1.3。
杨戈指出,日本也长期维持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最低也达1.1或1.2,但随着统筹儿童福利机制建立,民众生育观念逐渐转变,因此生育率略有回升。而我国另一邻国韩国的生育率仍很低。
“从人口预测看,如果不进行大的调整,生育率实际上还会继续保持不变。因此,我国低生育率仍是一个长期趋势。”杨戈说。
宁吉喆还指出,人口增长放缓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老龄化、低生育率也是发达国家乃至一些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共同问题。
要促进生育,首先要促进婚姻
人口“零增长”或者“负增长”或许并不是我国人口面临的最关键问题,对我国经济影响更大的是人口结构老龄化加速。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基本稳定。2021年末,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8.82亿人,占总人口的62.5%;60岁及以上人口2.67亿人,占总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人口2.0亿人,占总人口的14.2%。
“未来我国人口总量仍会保持在14亿以上。”宁吉喆指出。
不过杨戈表示,中国出生人口的高峰是在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而这个时期出生的人口如今已开始逐渐老龄化,因此未来十年我国人口将快速“老龄化”,但此后老龄化速度将趋于减缓。
1995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仅占总人口的6.2%,而2000年这一数字为7.0%,2007年达到8.1%。2014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突破10%,达到10.1%,2020年将达到13.5%,2021年将达到14.2%,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老龄化趋势明显。
为调整人口结构、应对老龄化,我国于2021年实施三孩政策,并出台配套支持措施。
“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后,各地也出台了很多鼓励、刺激生育的配套政策,但目前效果并不明显。我觉得需要关注生育政策在人们心中的‘传染性’,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已经习惯了生一孩,生两三孩比较少见。”崔淑仪说。
他认为,生育政策的下一步应该从鼓励人们生育一胎开始,因为很多人甚至连一个孩子都没有。
杨戈还表示,促进生育率要从“独生子女”政策入手,“促进生育要从一系列促进恋爱、婚姻等政策入手,首先要促进结婚数量。”
如何推动?杨戈认为,社会资源配置要向家庭倾斜,比如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摇号要向家庭倾斜,体现社会对家庭、婚姻的保护和支持。
此外,对于希望怀孕的女性,为了继续深造或者重返职场,也需要出台一系列的促进措施。
“这些举措使得女性,特别是高学历女性,可以更加安心地结婚生子,而不必担心这段经历对她们未来发展的影响。”杨戈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