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与货币流通

三国时期，刘备所辖益州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东汉末年所受战乱较中原地区较少，社会经济发展较北方快。蜀汉建立后，诸葛亮派人修缮维护都江堰，保证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北伐曹魏之初，诸葛亮又先后在汉中实行军屯制，不仅减少了军粮运输，而且促进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蜀汉手工业以盐业、铁业和织锦业最为发达，尤其是成都的织锦“技艺之家，隔百间，织机相映成辉”，远销吴、魏，是军费的主要来源。蜀都成都也是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市集之处，商贾万顷；地道数百里，街市浩大；财货堆积如山，珍品无数。”其繁华程度可想而知。

孙吴所在的江淮地区社会经济起步较晚，最为落后。但由于这里少有战乱，大量北方人迁徙到江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使得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加之吴国建立初期，大力推行军事耕作制度，使耕地面积明显扩大，耕作技术和农业产量也大大提高。

魏国建立后，采取了一些经济措施，如实行军屯制，招收无地无畜的农民，组织他们耕种官田。这是组织流民归田的有效办法，客观上起到了进步作用，为组织生产、恢复社会秩序、加强魏国实力、统一南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在江南地广人稀的地方，扩大开发面积，兴修水利，增加生产；大规模兴建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当时江南的武昌是冶炼中心，甚至铜合金、银器制造业都很发达。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也很发达。当时魏国有许多商业交通和贸易中心城市，也和一些海外国家有贸易往来，商业经济也很发达。

西晋统一全国后，在农业上实行了土地占制和田税制，这是西晋的主要土地制度。当时，西晋经过三国长期的战乱，面临着经济萧条。西晋采取了奖农表彰生产的经济政策，召回流民，增加农业人口，表彰生产有功的官员。此外，水利的兴修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到了东晋，我国南方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有所提高，大量荒地得到开垦。实行精耕细作，推广牛耕，加快了耕作速度，产量大大提高。修建的水利工程扩大了灌溉面积，防止了水灾，使农作物能够长得更好。手工业方面，冶炼业发达，发明了“灌钢”技术，将生铁和熟铁混合在一起，工艺简单，生产效率高，钢材质量更好。纺织业用麻织布，品种和质量都有所提高。当时，纸已完全代替了竹简和丝织锦。贸易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南北贸易和海外贸易主要由政府控制，民间商业较多，交易的大宗商品是粮食、布匹、鱼、盐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总之，三国以后，由于国家统一，社会逐渐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之后，人们发展经济的愿望更加迫切。

我国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各地竞相铸币，铸币规模和数量空前。据史料记载，当时铸币“堆积如山，市上钱车来往，钱币车车来往”。当时铸币原料铁，曾“以千万斤堵住浮山堰的缺口”，可见铸币数量之多。当时人们认为金钱可以左右人的命运，主要表现在贪财的社会风气上。晋武帝卖官，钱财流入私门。私门（权贵）卖官是贪财的一种方式。士族以家世显赫为荣，看不起商人。法律规定佣兵必须戴头巾，头巾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和所卖物品的名称，一只脚穿白鞋，一只脚穿黑鞋。商人社会地位很低，但很多士绅也做商人，并不因为经商是低贱的职业而不屑做生意。比如著名文人王镕，家里多有园田，他亲自拿筹码做账，昼夜忙碌。他家里有好李子，但又怕买主捡了好种，就把李子核钻出来拿到集市上卖。有权势的人就占地修水磨，替人舂米收税，这叫舂税。潘岳《闲赋序》说他住在园中，卖鲜鱼菜羊乳，收舂税，一家人生活得挺舒坦。可见经商也是贪财的另一种方式。晋惠帝时，石崇任荆州刺史，劫掠外国使臣和商人，聚敛财富，成为巨富。他家有水磨三十余座，奴婢八百余人，还有大量的财宝、钱财和土地。可见，抢劫也是贪财的另一种方式。《晋律》规定，从死罪到死刑，都可以用钱来赎。即使犯了贪财罪，也不一定就是死罪，赎死罪也不过是两斤黄金，所以只要有钱可赚，他们什么手段都敢用。

金朝统治阶层爱财，唯钱唯利是图，后世称之为“钱鬼”。这也影响到了社会上的人，金钱主宰了人们的交往、言语、行为等。

在我国古代，粮食和布匹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这种情况早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东汉时期更加盛行，到了西晋、东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况更加突出。

据史料记载，我国南北朝时期，在南北长期对峙中，虽然战乱不断，但在战争间隙，经济交流始终不断，商品交换十分活跃。南北朝时期的商品交换中，几乎废弃了货币的使用，而以丝绸作为商品交换。

从当时南北朝交换的商品种类来看，北朝需要的物品有甘蔗、柑桔、柚子等，以及北方官员、贵族享用的高档奢侈品；南朝急需的物品有马匹、骆驼、毛皮制品等。

当时南北朝之间的货物交换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官方的“商市”，由南北朝官员主办；另一种是民间、官府、军队之间进行的走私。据史料记载，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向宋朝提出两国“互市”的议案。朝廷征询大臣的意见，江夏王懿恭、建平王弘、何尚志、何晏等都表示支持互市，但刘元敬、王宣谟等大臣却立即反对互市，理由是“夷人虽口口相传互市，实则窥探国情，若答应，则有边患。”但朝廷考虑到两国可以从互市中获得不少经济利益，最终还是答应了。

在我国古代，粮食、布匹常常用来代替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在王莽篡位和东汉时期，粮食、布匹有时也代替市场上的货币，作为流通领域的支付手段。但南北朝时期，粮食、布匹在市场上流通的时间最长，范围也更广，以至于社会上出现了“弃币”、“忘币”、“不让币”的现象。这是因为当时市场上钱币短缺，而金朝统治者主要使用的还是汉代的“五铢钱”货币，因此铸币数量较少，远远不能满足当时市场流通的需要。据《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献全书·宋文献全书》记载，南朝大臣范泰上疏反映国库货币减少，市面上货币短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人们不得不以粮食、布匹作为市面上的货币，货币制度并不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魏晋初年，江南地区出现了东晋、宋、齐、梁、陈等王朝。后来，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接着又出现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王朝。由于朝代不断更迭，货币制度并不统一。南朝的货币制度在北朝行不通，北朝的货币制度在南朝行不通。因此，在南北朝的商品交换中，人们宁可接受粮食、丝绸，也不愿接受货币。当时，市场物价波动剧烈。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南齐大臣刘遵看到北魏市场上的金玉珠宝价格比南朝低了好几倍，感到十分惊讶。北魏派来的宾主谎称：“我们朝不看重金玉，所以它们便宜得像瓦砾一样。”另外，北魏文成帝兴安元年（公元452年），陕西镇将军崔宽见弘农所产漆、蜡、竹、木等物价比南朝市场便宜数倍，便利用手中权力走私，大发横财。可见当时南北朝的市场价格差异之大，以致人们认为在南北朝商品交换中，接受粮食、丝绸比接受货币风险小，安全有可靠的保障。以上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货币流通的一些特点。

可见当时至少是没有“文”这个货币单位的！

基本单位

我国古代货币单位较多，各个朝代，特别是秦汉以前，货币单位有所不同。这里我们只讨论三种基本单位：

一分硬币（即有方孔的标准铜币）

一盎司银

一盎司黄金

上述单位虽然各个朝代都有所差异，但至少在唐宋以后差别不大，因此可以得到相对稳定可靠的数据。

交换关系

铜钱、白银与黄金之间的兑换率就如同现在的外汇价格一样，经常变动，并不像1元等于100分那么明确。

根据如下描述：

“金银比例从1600年左右的1：8上升到20世纪中后期的1：10，到18世纪末又翻了一番，达到1：20。”

可见1两黄金可以兑换约8至11两白银。

还：

“道光初年，一两白银可换一贯钱，即一千钱。到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时，一两白银可换一千六百至七百钱。咸丰以后，银价大涨，一两白银可换一贯钱。”

大概有两千两三百枚硬币吧。”

可见，一般情况下，1两白银大约可兑换1000至1500枚铜钱，古代通常把1串钱或1挂钱称为1000枚铜钱。

金属价格

由于金、银、铜等制成的货币本身就有价值，而货币的价值在理论上应该等于金属的价格，所以我们可以用现在的金属价格来回答“一两银子值多少钱”的问题。

唐代开元通宝每枚直径八分，十枚重一两，千枚重六斤四两；清顺治年间，每枚铜钱重一钱二分五里，后增为一钱四分，千枚重八斤十二两。古代“两”的重量单位虽然不同，但约为40克，而“斤”约为700克，平均每枚铜钱重5克。

现时黄金、白银、铜的价格（以人民币计）如下：

黄金：100元/克

银：2元/克

黄铜：0.02元/克

计算结果为：

1两黄金：约4000元

1两银子：约80元

1枚铜币（1文）：约0.1元

粮食价格

历史上很多专著都是通过粮价来直接衡量货币关系的，虽然单纯考虑粮价并不十分准确客观，但应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参考。小林在网上找到了如下的记载：

“九分五分优质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