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一周年之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接受媒体采访。在回答“不可能三角的三难困境时，中国如何做出权衡和选择？”周小川对此进行了论述：“从动态演化的过程运行来看，三角形中存在非稳态。”随着开放程度的扩大，三角形三个角的政策定义和功能变得模糊，从‘一点’到‘一点’的转变。”

根据周小川的论述，简单地说，从静态角度来看，“不可能三角”确实存在，但结合经济运行不同阶段突出矛盾的差异，可以通过动态实现“不相容三角”（Trilemma）。运营。 ）。那么，中国的实践如何实现平衡就成为一个非常有趣和有意义的话题，因为“没有被应用的理论是无用的理论，没有分析基础的政策讨论和判断是危险的”（Karl Brunner，1970）。

由此，我们有以下分析。

首先，“不可能三角”意味着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也就是说，它只能有三种政策选择中的两种。也就是说，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一国的金融政策始终面临“两难”。

不可能三角形

其次，全球化之所以成为经济运行不可逆转的趋势，是在资源稀缺的客观约束和优化配置效率的主观要求下，随着交通、信息等技术手段的升级，全球分工产业链的发展是必然的、可行的。性欲持续改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化就等于一体化。结果是，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缺乏流动性相比，资本的跨境流动几乎呈指数级增长，汇率自然成为维持全球稳定的关键。文化化/融合的主要环节（易纲，2000）。

结果发生了四个变化：

一、汇率制度安排在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浮动汇率制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

3、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但也伴随着以投机获利为目的的对冲基金等国际金融巨头的出现。

四是汇率风险逐渐由主要由汇率制度安排决定向跨境资本流动等因素干扰转变。

其结果是，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环境下，通过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实现汇率稳定已经变得困难，更不用说固定汇率制度本身造成的高昂维护成本和效率损失。

第三，一般意义上，封闭经济的经济政策只需要实现三个目标：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开放经济的目标是再增加一个——国际收支平衡；对于转型中的新兴经济体来说，除了这四个目标外，还必须增加其他目标才能实现转型。例如，中国当前的目标是“4+2”模式——稳定物价、促进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金融改革开放、金融市场发展（周小川，2016）。理论上，只有手段的数量超过了目标。数量多了，目标就能实现，这就是“丁伯根定律”。因此，实现如此多的目标需要非常复杂的政策组合。

四是中国经济总量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稳居世界第二。作为经济大国，无论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需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自然成为人民币的目标。 SDR纳入篮子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当然，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这一目标下，资本自由流动和灵活、有弹性、充分浮动的市场化汇率的路径方向是确定的，经济大国也有天然的要求为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无需多言。

综合以上四点，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中国的金融政策来说，客观要求是必须考虑到“三角”。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国确实做到了“双管齐下”，逐步取消资本管制，逐步建立利率、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在此期间，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并没有完全失控，也就是没有出现爆炸性的结果——金融危机。

那么，中国是如何做到的呢？关键是要酌情、有选择地调整政策参数。

由于中国兼具大型转型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特点，不同阶段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存在巨大差异。正是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一方面增加了政策安排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为政策重点提供了“机遇”。也就是说，中国面临的“不可能三角”是非等边的（孙国锋，2017），因此只能根据情况而不是“条件”做出决定。理论”和“序列理论”。

相机决策需要一个起点来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选择。这个出发点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政策参数。

由于在实现完全市场化、国际化之前，利率、汇率、资本流动都存在并需要“调控因素”，那么宏观层面完全可以通过调整政策参数来改变调控的强度和范围，以实现政策意图。而且，“控制”这个词是中性的。使用“控制”的效率和成本取决于一组尽可能精确和科学的基本要求。

例如，在汇率稳定性方面。 8.11汇改前，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区间盯住、波动控制甚至直接市场干预等手段来维持汇率稳定。 8.11之后，更多依靠透明的规则和政策参数调整来维持汇率稳定。 2015年8月11日，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目的是明确“基于市场供求”是指市场交易形成的收盘价；随后于2015年12月11日开始发布CFETS、BIS和SDR三个货币篮子，明确“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基本标准； 2016年2月，明确市场供求是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基础和组合机制——“前一日收盘价+一篮子货币变动”； 2017年 2018年5月，引入逆周期因子，充分体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中，逆周期因子是典型的政策参数。其结果是，人民币汇率从预期发散的单边（升值/贬值）走势逐渐收敛为灵活的双向波动走势。可以说，按照“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安排，现行人民币汇率政策有能力实现“汇率浮动”。市场化规则和政策参数的稳定性”。能力。

另一个例子是资本的自由流动。自1996年人民币实现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可兑换以来，只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人民币就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而且自由兑换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 ，在经常项目可兑换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管制很难充分发挥作用”（周小川，2017）。但在跨境资金异常波动加剧的环境下（2014年四季度银行结售汇开始出现逆差，2015年9月最高逆差突破1000亿美元，并收窄至1000亿美元左右）到2017年8月为40亿美元），央行采取的“外汇实际需求背景”和动态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也属于调整政策参数的范畴，也是市场化下的调整和透明的规则。

至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1997年放开银行间债券市场正回购和现券交易利率开始，到2015年全面取消存款利率管制，可以说我国利率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这意味着：市场化规则已经建立。目前，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下，央行可以根据国内通胀、资产价格、金融部门杠杆情况，灵活调整市场利率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