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中央银行体系”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重大部署。 中央银行制度是最重要的现代经济制度之一，在国家金融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现代中央银行体系建设要立足国情，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和成果，完善货币政策决策执行机制，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基础设施和央行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形成高效的货币体系。 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和央行财政预算管理体系推动相关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

中央银行体系的发展与演变

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央银行体系的正式出现。 19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一些国家效仿英国，出现了第一波设立央行的浪潮。 这一时期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是垄断货币发行、管理国库、提供支付结算、通过再贴现向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并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维护金融稳定。 其中，美国在1907年银行危机后对中央银行体系进行了创新探索。 1913年，美国通过了《联邦储备法》，并于次年成立了联邦储备系统（Fed），旨在提供更灵活的货币、提供商业票据再贴现便利、并对银行业建立更有效的监管。 。 同时，为了避免央行与政府的密切关系，美国设计了更加独立的央行体系。 特别是决定设立美联储理事会，并规定“参议员或国会代表不得在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任职”。 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各国政府普遍加强对央行的控制，要求央行协助政府管理经济。货币政策处于补充状态。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1946年英格兰银行被国有化，以帮助政府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国家经济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药方”失效。 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的货币学派和新古典主义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此外，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世界开始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央行体系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

与传统中央银行制度相比，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更加注重价格稳定。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央行更加注重通胀预期管理，并从90年代开始实施通胀目标制。 这种做法被认为帮助实现了近20年的低通胀、高增长的“大稳健”时代。 尽管近年来许多央行转向多目标体系，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但物价稳定仍然是央行的首要目标。

现代央行体系更加注重使用基于价格的监管框架。 随着金融创新活动的增多和支付技术的变革，传统数量监管的效果逐渐下降。 多数央行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整短期利率，推动形成稳定的中长期利率，减少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 从而达到稳定物价、稳定经济运行的最终政策目标。

现代央行体系更加注重与公众的沟通。 随着预期在通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多数央行开始向公众披露更多决策、执行程序和信息，更充分地表达对经济金融形势的看法，以稳定通胀等社会预期。 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美联储等央行也利用前瞻指引，加强对社会对中长期货币政策预期的引导。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更加注重独立性。 为了避免政府对央行的干预，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改革央行体制，明确央行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界限。 例如，1998年修订《英格兰银行法》后，赋予英格兰银行独立制定和执行操作性货币政策的权力（无需财政部同意）。 1998年，欧洲中央银行成立，作为管理超主权货币的中央银行，不接受欧盟的领导和各国政府的监督。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更加注重金融监管。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经济体开始重新审视央行和金融监管体系的职责，强化央行维护金融稳定、协调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 例如，美国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将美联储的监管职责延伸至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英国2012年通过的《金融服务法》明确在英格兰银行内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和审慎监管局。 前者负责制定宏观审慎政策，识别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后者负责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构建现代中央银行体系的基本内涵

从各国实践来看，中央银行制度在历史沿革、基本目标、治理结构等方面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但又并不完全相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中央银行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 1983年，国务院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 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制度进入法制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国人民银行职能配置作出新规定，加强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基础设施综合监管。 更加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改革，我国已经成为金融强国。 国家金融安全稳定形势复杂严峻，金融科技深刻改变金融业，现代中央银行体系建设面临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 立足我国实际，现代中央银行体系建设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党中央对央行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这是保证现代中央银行体系建设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 中央银行的工作涉及国家的长期稳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它影响整个身体。 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 克服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充分依靠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全局，协调各方。 制度优势。

坚持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力整体水平显着提高，人民群众需求更加多样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 特别是经济发展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金融监管必须坚持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坚持新发展理念，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好货币政策的主闸门，坚决不搞“大水漫灌”。 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和宏观信贷政策的引导作用，优化金融资源投资和结构。 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维护货币金融稳定。 同时，我们将继续完善金融监管，坚决防止资金在金融体系内打转，引导金融体系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定位。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导向。 金融改革发展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机构体系，不断拓展金融市场。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坚持依法履职是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内在要求。 更加注重提高法治能力，不断完善金融法制体系。 金融风险管理要求明确各方责任边界，压实各方责任，有序打破刚性兑付，防范道德风险，稳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坚持全球化、国际化方向。 目前，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其银行业资产规模位居全球第一。 其股票、债券、保险市场均居世界第二。 人民币已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 我们在关注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金融政策对我们的影响、防控外部冲击风险的同时，也要关注自身政策调整的全球溢出效应。 更加深入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更加注重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持续完善央行内部治理体系。 保持健康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始终是首要任务，实行健全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建立了适应履职需要的会计准则和原则。 建立健全常态化、制度化的政策沟通机制，提高重要信息披露频率。 提高政策决策和实施的透明度，严格依法进行政务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建设运行全国金融基础数据库，加强数据有序共享。 建立健全纪检监察、巡视、审计、监察等内外部监督机制。

完善科学有效的货币政策决策和传导体系

从制度上保证币值稳定，使货币政策调控科学、合理、有效，是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核心内容。 我国仍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金融风险处置、产业政策、投融资政策容易对货币政策产生负面压力。 监管易松收紧难，宏观杠杆率易升难降。 为此，必须从决策机制、目标设定、政策传导、工具体系等方面完善货币政策治理体系。

完善货币政策决策执行机制。 坚持依法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同时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将继续完善货币政策委员会内部工作制度，优化工作流程，更加注重前瞻性研究和预测指导。

合理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 要坚持“维护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健全依法履职、科学决策、高效监管、公开透明的现代制度体系。更加适应现代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需要。 货币政策体系改革与调控、长期与短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相结合。 同时，要更加关注结构性目标，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提高精准调控和滴灌能力，更加关注就业目标，适当关注资产价格变化，从制度上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增加流动性。 更加有效、精准地流向实体经济。 在运用货币政策调节短期总需求的同时，也要着眼长远，从更长远的角度制定货币政策。 尽可能长期保持货币政策正常化，鼓励适度储蓄，防止资产泡沫，保持货币政策调控空间。

完善基础货币交割机制。 结合完善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定价，构建以政策基准利率为核心、合理宽度的利率走廊机制。 探索以现券买卖、回购等业务为主，结合利率走廊的市场流动性和基础货币投放新框架，基于利率的市场流动性和基础货币投放新框架目标价格调控。

完善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 基准利率体系包括存款基准利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公开市场逆回购利率等。市场化利率包括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Shibor）、存款机构质押式回购利率（DR）、国债收益率曲线等。通过货币政策操作调节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影响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和各类市场化利率费率。 然后，银行利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来设定实际贷款利率，形成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和传导路径。 这调节了资金的供求和资源配置。

提高金融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传导有效性。 加强金融市场体系顶层设计、建设和管理，着力培育更加稳定有效、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加强国债收益率曲线建设，提高利率水平利率期限结构，为市场化价格的形成和传导奠定基础。 根据。 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加大衍生品市场培育发展力度，进一步增强债券市场信用风险发现和评估作用，提高市场化信用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

稳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协调本外币关系，必须坚持服务国内经济、兼顾外部平衡的原则。 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强化国际宏观经济政策。 三方面政策协调平衡。 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控制外汇市场杠杆率，建立健全稳定市场预期的长效机制。 丰富外汇衍生品市场参与者，进一步增强市场活力。

健全有效的货币政策沟通协调机制。 提高政策透明度、稳定市场预期是构建现代央行体系的重要内容。 通过增加重要信息的披露频率，传达央行的经济金融判断和政策意图，并逐步常态化、制度化。 及时向外界解释货币政策立场的调整和变化，提高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见性。 加强货币政策与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的统筹协调，增强政策“放大效应”，提高调控效果。

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防范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体系

我国较早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 2010年以来，我们探索宏观审慎管理，实施逆周期调节，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 随后，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MPA），更多金融活动和资产扩张行为逐步纳入宏观审慎管理。 2017年，“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监管框架”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建立现代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在政策目标方面，应从危机预防、危机应对和周期管理三个角度明确宏观审慎政策目标，特别是可量化、可操作的政策目标，减缓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风险传染，以及处理和维护风险。 底线与防范道德风险的关系。 在风险评估方面，要从时间和结构维度准确评估系统性金融风险，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体系，广泛筛选监测指标，合理选择指标处理方法，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的准确性和预警。 政策工具方面，积极开发和储备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建立工具触发、使用和退出机制，形成软硬件结合的政策工具箱，充分发挥宏观审慎压力测试的积极作用风险识别和监管校准。 在治理机制上，建立包括风险评估、政策建议、决策、实施、评估在内的科学治理机制，畅通政策传导。 加强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统筹考虑各项政策的溢出效应，找到一揽子监管政策的最大公约数。

建立广覆盖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探索开展房地产金融、债券市场、外汇市场、跨境资金等领域宏观审慎管理，逐步将更多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管理。 牵头建立并组织实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识别和处置机制，负责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基本规则的制定、监测、分析和并表监管弥补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系短板，协调金融基础设施监管，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管理到位。

建立明确的金融风险处置责任制度。 强化金融机构主体责任，守住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第一道防线，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做好资产负债、内控合规管理，及时补充资本，制定实施回收和决议计划； 压实地方风险处置和维稳责任，牢固树立“地方保护责任、地方责任”意识，妥善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有效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地方金融监管体系； 压实金融管理部门监管职责，认真落实“管人、保钱、筑牢制度防火墙”，要加快补齐监管短板，明确各自职责，形成监管合力。 人民银行要发挥最后防线作用，必要时提供适当的央行金融支持，守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建立明确的风险管理和损失分担机制。 依法由股东、各类债权人、产业保障基金和地方政府轮流承担损失，严格执行市场纪律，防范道德风险。 在股东承担必要损失的前提下，债权人应通过延期支付债权、债权贴现、债转股等方式承担必要的风险处置成本。地方政府通过同级财政出资筹集资金，建立风险处置资金或风险准备金，为风险机构提供资金支持。 产业担保基金依法依规向高风险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必要时吸收相应损失。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才向产业保障基金和地方政府提供风险处置资金。

推动建立金融机构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进一步深化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强化风险防控，完善治理体系和激励机制。 完善适应中小银行特点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内控体系，优化资本结构，增强服务实体经济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有效引导中小银行聚焦围绕服务地方，支持民营和中小微企业，避免化实为虚、盲目跨区域经营，实现健康发展。 完善市场化、法制化的退出机制，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基金的处置平台作用，明确问题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破产程序和机制。

建立协调有力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承担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推动和加强金融稳定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协调，组织起草金融业改革发展重大规划，提出重大金融改革发展建议。防范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政策建议，加强金融信息共享，健全监督问责制度。 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在金融监管、风险处置、消费者保护、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调配合，建立健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支持建立建立地方政府财政工作协调机制，指导两个协调机制相互配合。 ，形成合力。

建立健全金融风险监测评估框架。 不断完善银行、证券、保险业风险监测评估框架，加强跨行业、跨市场、跨机构风险监测，建立定期监测报告制度，不断完善风险监测评估方法。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监测。 积极探索开展金融机构稳健性现场评估，组织金融稳定压力测试，不断提高风险监测的前瞻性。 继续做好央行金融机构评级工作，及时发出风险预警，有效引导金融机构稳健经营。

建立现代金融基础设施和央行金融服务体系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体系、履行宏观调控职责，必须建立现代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金融服务体系。

统筹现代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统筹金融市场发行交易、登记托管、清算结算等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构建多层次服务体系，丰富市场交易工具，提高市场便利性和流动性。 建立“统一标准、分级监管、完善准入、统一考核”的管理框架，推动债券登记托管机构、不同市场交易平台、托管后台互联互通，探索建立多层次托管体系。以“规则一致”为原则，探索利用受托管理机构应对债券违约，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灵活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建立与高水平金融开放相适应的金融基础制度体系，推动会计、审计、交易规则等制度与国际接轨，实现体制机制开放。

建立现代中央银行金融服务体系。 建立现代征信制度，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制度和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建立现代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建设全国统一的金融基础数据库，推动数据统一共享。 建立现代反洗钱体系，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完善外资进入我国金融领域反垄断审查制度。 建立现代支付体系，完善独立、安全、高效、互联、全球的支付清算网络。 建立一个适应开放经济体系的统一的国内外货币帐户管理系统，并依靠现代科学和技术手段来建立智能和标准化的支付信息监控系统。 培养国际竞争激烈的支付市场实体，改善支付市场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便利性，安全性和包容性，并巩固我国家在移动支付和数字支付方面的国际领先地位。 积极发展数字包容性财务，并促进和改善包容性融资的长期机制。 继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立当地的金融生态评估机制，并积极保护各个市场实体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建立现代中央银行法律制度。 加强法律法治的顶级设计和整体协调，在起草金融行业的主要法律和法规方面的职能，并为保性监督制定基本系统，加强职能监督和行为监督以及行为监督，以及填补监管缺点和空白。 加快对“中国人民银行法律”的修订，并改善中国人民银行的各种责任和绩效方法。 在法治下，深入促进中央银行的建设，标准化行政执法活动，增加对财务违规行为的罚款，并增加财务违规成本。

建立一个用于金融技术标准化发展的机构系统。 利用这种情况，标准化金融技术的发展，并使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促进金融服务的转型和发展。 促进我国DC/EP法律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开发。 更加关注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手段，例如人工智能，互联网和大数据，以增强中央银行履行职责的能力。

建立有效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和中央银行金融体系

有效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协调机制是现代中央银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方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执行各自的职能，并根据各自的职能履行其责任； 另一方面，必须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以共同有效地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

建立有效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控制的重要手段。 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通过预算和最终帐户安排调整收入分配以及投资和消费，减少税收和费用，并加强弱地区。 它有助于平滑货币政策的传播，并形成经济和财务的良性循环； 货币政策有助于建立稳定且适当的货币和财务环境应发挥结构性指导作用，并支持产生结果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共同努力，以合理地确定政策方向和紧密性，以更有效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建立现代中央银行会计和金融体系。 财政收入和支出以及中央银行的收入和支出具有不同的本质和特征。 为了实现这两个资金的相互隔离，并严格禁止政府从中央银行透支，以防止两个“口袋”连接，这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键。 有效政策的关键。 中央银行的支出高度内源性和不确定。 它们与宏观控制，金融安全和公共服务的需求高度相关。 它们与真实经济的分阶段特征密不可分。 基金利用周期与财政周期不一致。 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的预算是根据相关法律和法规自己编制和确定的，预算执行受法律的监督和审计。 应建立一种财务预算管理系统，审慎的会计标准和相应的财务缓冲机制，这些机制应确定中国人民银行履行其职责的需求。

建立持续健康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 中央银行的财务实力不足将影响金融监管，尤其是其应对财务风险的能力。 健康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必须具有足够的风险缓冲，以保持其信誉。 为了建立一种针对中央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全面管理机制，应全面考虑资产和负债类型，交易类型，规模，价格，条款，交易对手，抵押品等因素，应在基于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运营的定期基础。 分析成本，收益和风险，并及时调整和优化管理思想和措施。 为资产和责任管理建立组织和协调机制，以在货币政策，金融稳定，会计和金融，货币，黄金和白银，国库，内部审计和外汇保留等部门之间形成联合管理部队，以共同维护该公司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健康。 （最初标题为“建造现代中央银行系统”）